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资源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矿产资源种类齐全，但多数矿产人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我国净进口型矿产品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矿产品有镍矿砂(99.7%)、钽矿砂(98.8%)、钴矿砂(96.7%)、天然铀(94.3%)、矿产铜及其精矿(88.4%)、锆矿(88.1%)、锰矿石(84%)、碳酸锂(82.6%)、铁矿石(80.1%)、矿产锡及其精矿(74.4%)、钾盐(58.5%)等12种。大量矿种尤其是大宗矿产品极高的对外依存度对我国的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形成严峻的挑战。矿业“走出去”是提升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对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的两年里，全球矿业市场总体保持向好态势，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矿业并购热情高涨。而另一方面，境外地质矿产勘查持续低迷，投资不断减少。放眼未来，矿业“走出去”前景广阔，但任重道远，需积极应对各项挑战。

     据“全国地质勘查成果直报系统”统计，境外矿产勘查近5年来资金投入逐步降低，“走出去”地勘单位和实施项目的数量不断收缩，勘查目标区域和矿种进一步集中。

     1.1 矿产勘查投资持续减少，社会投资信心尚待恢复

     2014～2018年我国境外矿产勘查工作总体保持低迷，投入逐年下降，但降幅逐步收窄。地方财政投入除2016年有大幅下滑之外，投资额基本稳定，社会资金投资额不断下滑。投入排名靠前的主要有四川、北京、湖北、辽宁、河北等省(市、区)。

     2018年，来自河北、北京、河南、江苏、四川等10个省(市、区)，以及中国核工业地质局、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中化地质矿山总局等39家地勘单位开展了境外地质矿产勘查工作，实施了74个项目，投入总计约25 179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8.7%。2018年我国的境外矿产勘查投入不到2012年峰值的20%。其中，地方财政投入约7 639万元，占比30.3%；社会资金投入17 540万元，占比69.7%(图1)。尽管全球矿业市场行情好转，全球勘查投入不断上涨，但我国的社会资金对境外矿产勘查的投入仍然持审慎的态度，信心有待恢复。

图1 2014～2018年境外矿产勘查资金投入情况

     1.2 勘查投资区域集中在非洲和亚洲，目标矿种以铜金为主

     我国境外矿产勘查投入热点区域绝大部分在非洲和亚洲，在其他大洲虽均有投入，但份额不大。近5年来，我国资金主要流向老挝、缅甸、坦桑尼亚、刚果(金)、赞比亚等地，目标区选择综合考量了资源禀赋、找矿潜力和投资环境等多种因素。2018年，我国在非洲和亚洲的地质勘查投资额为17 304万元和7 255万元，分别占总金额的68.7%和28.8%。与2017年相比，在非洲的投资总额增加了4 054万元，在亚洲的投资总额减少了7 762万元。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勘查投资均少于500万元(图2)。非洲和亚洲的勘查项目占项目总量的89%。41个非洲勘查项目主要分布在刚果(金)、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矿产大国，25个亚洲勘查项目集中在老挝、缅甸、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周边国家。

图2 2018年我国境外矿产勘查投资区域流向

     我国地勘单位境外矿产勘查的目标包括铜、金、天然碱、石墨、钾盐等19个矿种。投资最关注的矿种依然是金和铜，与国际勘查热点矿种一致。2018年铜矿投资额高于金矿，分别为11 044万元和6 057万元，占总投资额的43.9%和24.1%。其次是天然碱、石墨、钾盐和灰岩，投资额分别为3 091万元、1 238万元、933万元和426万元(图3)。除了金、铜、天然碱等每年均有投入之外，其他矿种勘查投入出现分化，铁、锌、煤炭等大宗矿产品投入逐渐减少，战略新兴产业所需关键矿产(锂、钽、石墨等)开始出现少量投入。

图3 2018年我国境外矿产勘查投资流向的主要矿种

     1.3 勘探项目比重略有增加，新发现多处铜镍钾盐矿产地

从项目所处勘查阶段来看，近5年来实施的预查、普查和详查项目多、比重大；勘探项目少，但比重逐年增加。钻探工作量集中在金、铜、天然碱、镍和锌等矿种。新增资源量集中在铜、金、锌、镍、灰岩、煤和石墨等矿种，新发现矿产地集中在铜、石灰石、金、煤、铝土矿和稀土等矿种。

     2018年实施预查项目22个、普查项目28个，这两类项目共占项目总量的67%。此外，还有10个详查项目和14个勘探项目。2018年我国境外矿产勘查实物工作量共计完成钻探20.5万m，槽探10.5万m³，钻探和槽探工作量与上年基本持平。

     2018年境外矿产勘查项目有新增资源储量的矿产地19处，主要矿种新增资源量(333及以上)：铜金属量93.9万t、镍金属量50万t、水泥用灰岩11.8亿t、钾盐(KCl)3.2亿t。其中，属于新发现的矿产地18处，包括大型7处、中型3处和小型8处。新发现矿产地有铜、钾盐、镍、饰面用花岗岩、水泥用灰岩和铌等矿种，分布在刚果(金)、老挝、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表1)。

表1 2018年境外矿产勘查重要进展项目

三、2018年境外矿业开发形势分析

     近两年来，全球矿业市场形势总体向好，矿产品价格全面回暖，采矿业并购活跃，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矿业国际产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拓展。矿业“走出去”经过多年发展，合作模式更趋多元化，参与企业性质结构不断丰富，尤其是民营企业迅速壮大，已经成为中坚力量。

     2.1 采矿业对外投资并购触底回暖

     根据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采矿业对外投资并购2015年进入近年低谷，随后开始逐步回升，并购金额持续增加，2017年共完成交易22起，累计金额达114.1亿美元，同比增长52%，采矿业并购金额占当年对外并购总额的比重也有所上升(图4)。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资企业在境外参与投资的矿业项目达561处，比2017年增加22处。

图4 2013～2017年我国采矿业对外投资并购情况

     2.2 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大额股权投资已成常态

     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561处矿业项目中，有394处属控股状态，占比70%，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我国矿业领域最早“走出去”多为工程承包方式，随后发展到申请或收购矿业权的形式进行投资。近年来，随着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和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关注对境外矿业公司的股权投资，除了间接获得矿山资产的收益外，还积极介入了矿产品的市场环节，以获得热门矿种的包销权。如中信金属集团2018年第二季度以约5.6亿美元收购国际矿业巨头艾芬豪19.9%的股份，成为其单一股东。天齐锂业2018年底以约40.66亿美元收购智利SQM公司23.77%的股权，凭借SQM公司在南美洲的优质锂矿资产，跻身全球锂供应商。宝威控股多次收购澳大利亚AMAL公司股份，同时与其签订独家包销锂精矿合约，获得澳大利亚巴尔德山锂矿所出产的锂精矿为期五年的独家包销及后续五年优先购买的权利。紫金矿业2018年9月以3.5亿美元收购塞尔维亚博尔铜矿63%的股份，同时为塞尔维亚带去了先进的低品位铜矿石选冶技术，计划在6年内投入约12.6亿美元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在当地建立产能合作基地。

     2.3 投资范围实现六大洲全覆盖

     作为最早“走出去”的行业，矿业领域在过去的30多年里对外投资范围逐步扩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矿业国际产能合作朋友圈快速扩大，投资合作国家已达59个，实现了六大洲全覆盖。大洋洲以其优越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矿业项目达203处，较2017年(205处)略有下降，但仍是最热门矿业投资目的地。亚洲、非洲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投资项目数量均有增长。得益于国际矿业市场对锂矿资源关注度的持续上升，南美洲成为我国矿业对外投资项目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2018年达50处，同比增加约20%(图5)。矿业合作项目最多的10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刚果(金)、南非、蒙古国、赞比亚、智利、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图5 我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项目区域分布

     “一带一路”涵盖全球大部分资源国，与我国有很强的资源及产业互补性。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丰富，并且都有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共同愿景，矿业领域的产能合作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2018年，我国企业与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矿业产能合作，占合作国家总量的71%，投资项目达239处，占项目总量的43%。

     2.4 境外矿业产业园区建设初具规模

     据中国投资指南网数据，目前我国在境外已建成7个矿业产能合作相关的产业园区，分布在东南亚、中亚、东非和中非地区。其中，中国有色集团建设运营的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首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吸引63家企业入驻，实际完成投资超过16亿美元，为当地解决近万个就业岗位。上海鼎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施建设的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是一处镍、铬、铁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型产业园区，一系列项目的投产使印尼的不锈钢粗钢产能从零上升至300万t，跃居全球第二。

     2.5 多种所有制企业多元化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我国矿业“走出去”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2004年开始，中国矿业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开始进入该领域，并且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到2018年，矿业领域“走出去”民营企业数量已达129家，占企业总量的59%，参与投资矿业项目256处，占项目总量的45%，已经成为“走出去”的中坚力量。除民营企业外，还有59家地方国有企业、25家中央企业、5家地勘单位和2家基金参与了境外矿业投资，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在所有我国投资的境外矿业项目中，有48处由2家及以上中国企业联合参与投资，企业“抱团出海”取得一定成效。

     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矿山项目所处阶段涵盖全面，除13处已经关闭外，过半项目处在矿山建设和生产的阶段，总数达279处，处在勘查及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项目269处。投资的矿山规模也出现分异局面，在公布了资源储量的390处项目中，大型规模以上矿山204处，中小型矿山186处。境外矿山项目矿种覆盖面广(图6)，涉及了铜、金、铁、铀、锂、镍、锌、铝土矿、铅、煤炭、石墨、钾盐、磷矿、煤、金刚石等41个矿种，覆盖了战略性矿产目录中列出的所有非油气矿产。

图6 我国企业投资境外主要矿种项目数量

     2.6 矿业“走出去”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矿业“走出去”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批大型企业在国际矿业市场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据标普全球市场财智公司统计，我国企业控股投资的Las Bambas、TFM、Toromocho等3处矿山位列2017年全球前30大产铜矿山，合计产量达86万t，约相当于当年国内铜矿山产量的50%，中国五矿集团、中铝集团、紫金矿业等5家企业位列全球前30大铜矿公司。我国企业控股投资的TFM、Ruashi、Ramu等3处矿山进入全球前10大产钴矿山行列，合计年产钴约2.4万t，约占全球产量的20%，是国内钴矿山产量的7.7倍，洛钼集团、金川集团位列全球前10大钴矿公司。

三、机遇与挑战

     3.1 重要资源国矿业政策呈现分异局面，一些重要资源国产能合作不确定性增加

     我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的目标国近两年来密集修订矿业法规，投资环境分化。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等国近年来纷纷推出振兴矿业的投资政策，而一些不发达的热点资源国则抬高矿业外资进入门槛。如，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初级矿产勘查税收抵免计划”；阿根廷总统2016年上任后，取消了矿产品5%的出口税，联邦政府还与省政府签订矿业协议，促进矿业发展；巴西修订矿业法，以提高该国矿业的竞争力和促进矿业可持续发展，包括允许矿业公司将采矿权用作融资担保，同时也制定了更严格的环境规定。刚果(金)将钴、钽等列为战略性矿产，权利金税率由2%提升到5%；南非实施矿业公司黑人权利措施，把黑人在矿业公司必须持有的股份从26%提高到30%；印度尼西亚通过立法，要求在外国公司在该国投资的矿山中，政府须占有51%的权益。

     3.2 矿业产能国际合作规模相对偏小，境外矿业产业园区建设力度有待加强

     尽管我国矿业“走出去”已经形成了在发达与较发达资源国、不发达资源国两翼齐飞局面，“一带一路”矿业产能合作取得较好成效，但与我国矿产资源境外需求以及全球矿产供需格局相比，我国矿业国际产能合作介入规模依然较小，份额较少。境外产业园区是推进矿业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抓手和平台，同时也是企业集群式发展的新模式，园区入驻企业享受投资审批、外汇管制、税收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设立境外产业园区，但目前我国企业在中亚、非洲重要资源国设立的矿业相关园区仍然偏少，南美洲、东北亚尚未设立矿业产业园区，应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机遇，大力推进矿业产业园区建设。

     3.3 关键矿产的全球布局应成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抢占新一轮经济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要举措，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原料，关键矿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激烈争夺的对象。我国当前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极高，虽然近年来企业“走出去”实施的矿产地勘查和矿山并购逐渐向关键矿产倾斜，但总体上我国在境外掌控的关键矿产份额还很少。为保障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和企业应从各个层面积极布局关键矿产的全球勘查开发。

（来源：中国矿业网）